平朔汉墓发掘是建国以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。1982年以来，为配合平朔露天煤矿等60多个单位的施工建设，在省考古所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，组建起了平朔考古队，在平朔地区进行了20多年的考古发掘。到2004年底止，共发掘秦汉墓2300余座，出土文物近1.5万余件。根据墓型和随葬品特点，大致可分为前后六期。
第一期：秦至西汉初期墓葬
都是结构简单的小型土坑竖穴墓。分有椁和无椁二型。均是单人葬。有棺椁的竖穴土坑墓，有少数的还置有头箱。有棺或无棺的竖穴土坑墓，有少数的发现有壁龛。这时期的墓随葬品少，通常为一至三件陶器，或有一二件小体铜器。陶器有灰陶壶、罐和夹砂绳纹尖底釜。
第二期：西汉前期墓葬
第一期流行的竖穴土坑墓，逐渐被大量兴起的洞室墓代替。洞室墓形式有横穴土洞墓、无耳室无前堂土洞墓、双耳室土洞墓。随葬品呈增多趋势。陶器主要有壶、罐、钵、盒等，纹饰有绳纹、抹断绳纹、弦纹、卷云纹等。发现23件陶壶上有“马邑市”篆文戳印，说明是当时马邑官府制陶作坊的产品。铜器皆为小件，有素面三弦钮镜、四山字纹镜、蟠螭纹镜、草叶纹镜。带钩有琵琶形、竹节形等，兵器有戈。货币有安阳布、宅阳布、榆荚半两、四铢半两、八铢半两。印章有私人印、画印。铁器有镢、锸等。玉器有环、璧等。其它的还有骨质六博子、泥弹丸等。
第三期：西汉中期墓葬
竖井式墓道土洞墓最为流行，竖穴土坑墓仍存在，新出现了较大的斜坡墓道土坑木椁墓。墓全长5米以上，一般单人仰身直肢，个别为同茔并穴合葬。陶器以壶、罐、盒、鼎、钵为主，多是轮制。彩绘陶器大量出现。大型木椁墓随葬有大件铜器，种类有钟、钫、鼎、洗、壶、灯、熏炉、镜、镇等。日常用品有勺、带钩、印章、货币等。铜镜除草叶纹镜外，出现了星云纹镜、四乳四螭镜等。较大的墓一般有漆器，种类有杯、盘、案等，但都已腐朽。
第四期：西汉晚期墓葬
小型竖井式墓道土洞墓和大型木椁墓继续流行，新出现了斜坡墓道土洞墓。斜坡墓道大型洞式木椁墓也出现，这在其它地区较为少见。大型墓同其它地区类似，如照什八庄1号墓，封土高5.6米，墓圹长17.5米，深8.5米，出土的大件铜器成组，又精美，如雁鱼灯就是出土于此墓。铜镜常见的有星云纹镜，昭明镜、日光镜、四乳四螭镜、四乳禽鸟镜等，较大的墓一般有偶车马器。
第五期：西汉末东汉初墓葬
继续流行上期墓型，新出现小型砖券墓。同穴合葬墓大量出现。大型木椁墓出现积石和积炭（积瓦）。土洞墓出现双墓道双墓室。土洞木椁墓是以立柱为椁壁。陶器出现了井、盘、熏炉、绿釉壶。彩绘陶器数量减少，纹饰简化。大件铜器不多见。新出现博局镜。铁器出现刀、剑。
第六期：东汉中晚期墓葬
均为单室、双室和多室砖墓。早年多遭盗扰，砖室多不完整。随葬陶器多成破碎片。墓顶为穹隆顶或券顶。陶器种类有壶、罐、钵、碗、盘、盆、案、耳杯、灶、井、魁、樽、勺、虎子等。铜器除货币外，已不多见。
朔州，在秦汉时期已是当时的北方军事重镇。在文化区域上，它处于晋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中间地带。特殊的地理区域，形成了这一地区特殊的文化。从已发掘清理的2300余座汉墓看，基本特征属中原农业文化，但又有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。通过万余件器物的分析对比，自成发展序列，有着明显的区域特征，它为晋北长城沿线地区的汉代考古树立了一个可靠的断代标尺。
这批墓葬，清晰地勾画了马邑在整个汉代的兴衰，反映了晋北长城沿线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面貌。西汉早期墓葬，规模都很小，而且相当多的墓无任何随葬品。这除了受当时薄葬风气的影响外，更主要的是与当时长年战争环境，造成经济衰败的局面有着直接的关系。马邑地处边陲，在汉刚建政权、战争创伤未得到医治、生产刚刚恢复之时，北边匈奴强大起来，匈奴奴隶主为了掠夺劳动力与财粮，常对内地侵扰。据统计，自汉初至武帝元狩五年（前118），匈奴入侵雁门郡达七次之多，汉政府囤兵或出兵雁门抗击匈奴也有十次之多。“争地一战，杀人盈野”。在这短兵相接的马邑重镇，当时居民除了遭受杀掠，还要承担繁重的经济和徭役负担。这一时期的墓葬，正是这种动荡环境的反映。西汉中期，墓葬规模和随葬品，出现了两极分化。富人墓出现了竖穴木椁墓，沿袭的土洞墓也增大，随葬品也随之增多，而穷人墓则仍和汉初的差不多。经过汉初的“与民休息”、“重农抑商”等措施和政策，地处荒凉的塞外，在经济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，人口也有所增加。宣帝时期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内附，北方边郡地区获得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安定，史称当时“边郡晏闭，牛马布野，三世无犬吠之警，黎庶无干戈之役”。另一方面，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对外用兵政策，豪强地主的大肆兼并土地，使一般居民一直挣扎在贫困之中。这一时期墓葬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。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，墓葬规模都较大，随葬品也较多，但贫富两极分化仍很明显。经过绿林赤眉大起义，摧毁了阻碍历史前进的新莽政权，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势力。刘秀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后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的措施，社会经济又逐渐恢复起来。朔州地处边塞，中原战争的危害也较内地轻，但豪强地主霸占土地，一直使农民处于贫困。这一时期墓葬所反映的，与当时这一地区的史实是相一致的。东汉中晚期，墓葬数量较少，随葬品多是陶器，不少且是明器。这固然同合葬的兴起和丧葬习俗的改革有关，但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经济衰退。这段时期，这里虽未遭受中原混战的波及，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和内迁，给这里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深重的。尤其是到了东汉晚期，这里有些地区已是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凄凉景象。就是北方的军事重镇马邑，在这时也已荒废。
在这批墓葬中，发现有3座东汉晚期的匈奴和鲜卑墓。在其它一些墓中，还发现了动物铜牌饰、桦树皮容器、骨器和贴塑水波纹陶罐等，这显然是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有关。东汉晚期的雁北，已是匈奴、鲜卑、乌桓诸族同汉人杂居之地。北方游牧诸族在这一地区与汉王朝的争战与汉民族的相处，无疑这两种文化要相互渗透与交融，这就构成了这一地区文化的显著特色。
在汉墓的各个时期，均有一部分墓出土有弩机、剑、镞、戈、环首刀等兵器。无疑这些墓主人的身份是军人。在四百年的汉代，地处边塞的马邑军事重镇，不是烽烟四起，就是囤兵戍守。这一地区出现的不少军人墓，正是这里战事频繁的反映。
在中原地区的东汉墓中，陶仓、陶楼是常见的明器，这里的墓则未发现。应是这里农业和畜牧业并重，地主庄园还没有发展壮大的反映。
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先生，曾对这里采集的90副人骨架做过鉴定分析。在成年的81副人骨架中，男性为46副，占56.79％，女性为35副，占43.21％。就其整个汉墓，以现场发掘记录看，男性占的比例比这个数还大。由于肢骨的腐烂破碎，完整骨架只有20副。测定结果是，在13个男性中，平均身高167.7厘米，7个女性中，平均身高157.7厘米。可见，汉代人的性别比例与身高，均与现代北方人相接近。对于90副骨架死亡年龄测定的结果是：老年的（60岁以上）9人，中年的（36至59岁）30人，壮年的（26至35岁）30人，青年的（16至25岁）15人，未成年的（17岁以下）6人。男性中，死于青年和壮年的最高。女性死于青年的高于男性，这是与分娩难产有关。
这批汉墓，还为秦汉马邑故城的地理位置和建筑年代，提供了重要依据。在已发掘的2300座秦汉墓，绝大多数分布在朔州市区周围，而在朔州古城内，则未发现元代以前的墓。近几年，朔州市大搞城市建设，从明代朔州城和北齐朔州古城的地层看，地表以下的文化层有3至4米，最下层的1米，为秦汉文化层，发现有这个时期的砖瓦和陶器残片等。以上的2至3米，为北朝至元代的文化层，除发现有这个时期的砖瓦和陶瓷残片外，还发现有房基、水井、窖藏等遗迹。北齐朔州故城周长约6.5公里，四周城垣，仍历历可辨。明朔州故城，则是占北齐故城的东南隅。从已发掘汉墓的分布、朔州古城内的文化层以及“马邑市”陶文的发现等资料证实，汉初的马邑城遗址，即现今朔州古城址，北齐的朔州城是在马邑城旧址上扩建而成。
朔州地区大规模汉墓发掘，是建国以来我国汉代考古一次最集中的发掘，再现了晋北长城沿线地区汉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面貌。
